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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电影中的身份对换


“我”是谁？“我”还是不是我？现代人往往有多重身份，也就是“我”这一个能指可以有多个所指，在户口簿和身份证上“我”是张三，在单位里是张科长，在家是小三，而在新浪上是“罗纳尔多”，天涯上是“张无忌”......身份的缺失往往让现代人不能容忍，就连掉了一个QQ号都会茶饭不思，无心睡眠。因为那个网上的“我”已经不是“我”了，而取代“我”的网络人是否会以“我”的名义干出些什么乌七八糟的龌龊事？我根本无从知晓！

当然也有人热衷于改变身份，而且是和别人产生对换，即将“我”改变成“他”，“他”改变成“我”。安东尼奥尼的《职业：记者》便讲述了这样一个身份对换的故事，只不过对方已经死了。于是厌倦了记者职业的洛克便把自己和死去的罗伯森的身份进行了对换，然后以“罗伯森”的身份埋葬了“洛克”，他就堂而皇之地成了罗伯森了。然而罗伯森却是个为那个非洲国家的游击队提供武器的军火贩子，当洛克变成他之后，麻烦也随之而来，最后还搭上了自己的一条命。其实名字和职业只不过是一个人的代号而已，命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安东尼奥尼在这部《职业：记者》中充分表达了现代人对自己身份的一种焦虑和困惑，洛克想跳出这个身份的桎梏，却没料到又陷入了另外一个身份所带来的麻烦中，于是一次存在主义的尝试最终化为虚无主义的空虚。相比之下，吴宇森的《变脸》就远没有这般深邃的哲学思考了，虽然他也努力想探讨一些人性问题和社会问题，但最后还是回到以视觉奇观来取悦观众的老路上。影片通过“变脸”完成了一次身份对换，即将约翰.特拉沃尔塔和尼古拉斯.凯奇的脸在FBI探员尚.亚瑟和犯罪头目凯斯.特洛伊的头上进行了一次对调，于是脸改变了双方的身份，尚.亚瑟成了犯罪头目，而凯斯.特洛伊则成了FBI探员。两个人分别踏入对方的生活世界中，然后身份和本性的矛盾便造就了影片最大的看点，他们想以本性来行事，却又受到了现有身份的桎梏，于是自己的本性也在环境的熏陶下渐渐发生了更改。可后来两人相遇，又陷入了剧情片的俗套中，一阵枪林弹雨之后，邪不胜正，尚.亚瑟终于换回了他那张约翰.特拉沃尔塔的脸，重新成为“FBI探员”尚.亚瑟！

“这些可怜的警察，他们怎么知道我杀了他？”

“这能算得上谋杀吗？我只是夺回了本该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比利时影片《英雄托托》中的“身份对换”则更加带有后现代主义的色彩。片中主人公托马斯从小就坚信，自己是在摇篮中与领居孩子对调了，在那场大火中，他和刚刚出生的阿尔弗雷德被抱错，从此阿尔弗雷德享受了他的一切，成了肯特家族的继承人，托马斯真正的生命被别人代替，而出身卑微贫寒的他无论是事业还是情感都很失败，于是等到老无所依之时，他准备除掉这个一生的敌人以解心头之恨。可当托马斯发现表面风光的阿尔弗雷德竟有着和自己相同的痛苦和不幸、相同的情感的失落和人生孤寂的时候，他放弃了杀他的念头，而是取走了阿尔弗雷德的身份证，梳成阿尔弗雷德的发型，穿上阿尔弗雷德的西装，在夜半时分潜回阿尔弗雷德那座豪华而空无人迹的寓所，以阿尔弗雷德的身份迎接杀手的子弹。生不能成为阿尔弗雷德，死也要过一过“阿尔弗雷德”的瘾，托马斯的尸体被贴以“阿尔弗雷德”的名字火化，他终于“顺利”地变成了对方。影片的最后，骨灰从天空撒向无垠的大地。托马斯的声音在空中回荡：“我一直想要有一辆雪弗莱汽车，我一直想能坐上飞机，我的梦实现了，阿尔弗雷德，我飞了，飞了！”在这种后现代的语境中表达了对自己一生遭遇的无奈之情！

香港电影也爱进行身份对换，不过多为喜剧化的尝试，而且经常以双胞胎作为噱头（一个演员同时演这两个双胞胎），即相貌能指的相同所带来的身份所指的混乱。从成龙的《双龙会》到刘德华的《龙神太子》再到郑伊健的《阿孖有难》，这种“同貌不同人”的误会，往往能够引发一系列高密度的笑料。被误认为是“他”的影片主人公，必须在极度不适应中适应自己现在的身份。像《双龙会》中的玩命和马友，一个要替对方完成音乐会的演奏，一个则要替对方躲避仇家的追杀。当然香港影片的嬉闹性注定了影片的最后，两个人会在同仇敌忾对付大反派中完成身份的统一，不会武功的马友似乎受到了玩命的心灵感应，也变得相当能打了。坏人被消灭，好人也喜事多多，影片就这样在大团圆中和谐地落幕了！

别忘了还有《整蛊专家》，为了达到整蛊对方的目的，古晶诱惑付文杰“你做一天的我，我再做一天的你”，结果第一天被付文杰顺利化险为夷，而第二天古晶则通过痛扁日本商人而达到了整蛊对方的目的。总而言之，香港电影中的身份对换很少是那种正儿八经，严肃深沉的，这与欧美艺术电影是大相径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