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十六年前，我们都在看《人间杂志》的时候，看到了蓝博洲的〈美好的世纪〉和〈幌马车之歌〉。那两篇东西真的是先驱。

也是那个时候，我拍了《悲情城市》。就电影技术上的突破而言，是台湾第一部采取「同步录音」的电影，但某些部分仍得事后补录或配音。譬如押房难友们唱的〈幌马车之歌〉，要有空间声，不能在录音室录，所以特别开拔到金瓜石矿区废置的福利站空屋去唱，四个人，我、谢材俊、天心，和唯一会日文的天心的母亲，日文歌词用注音符号标示发音，这样录成的。

之后，好像辜负了很多人的期待，我岔开去拍阿公李天禄的故事《戏梦人生》（阿公年纪太大不赶快拍会来不及），要到一九九五年《好男好女》，我才以〈幌马车之歌〉为题材，把压缩在《悲情城市》后半结局的时空重新再做处理。并且从预算中拨出资金拍受难人访谈的记录片《我们为什么不歌唱》，由蓝博洲和关晓荣负责执行。

《好男好女》开拍时蒋碧玉还在，次年一月十日她病逝，我们大队人马在广东出外景，包括蓝博洲（被我拉来饰演偕同钟浩东蒋碧玉夫妇投身大陆参加抗日的萧道应医生），大家听到消息似都茫然无甚感慨。二十五日拍完回台湾，二十六日就是蒋碧玉出殡。丧礼上多是「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的老同学们，我在分镜笔记本上随手写：再过些年一切也淡忘了，一人只得一生，自然法则，生死成毁无可逃处。

这好像很无情。

对照当时我拍此片采取的结构手段，戏中戏，现实，与往事。戏中戏叫做《好男好女》，正在排练和准备开拍中，背景是一九四○抗日战争到五○年代白色恐怖大逮捕。现实是九○年代台湾现状。往事是饰演蒋碧玉的女演员，与男人一段短暂的同居时光，男人遭殂击后，她拿到和解金存活至今。三条线最后交织成一起，女演员混淆了她与蒋碧玉，而男人的死似乎替代了钟浩东。女演员已分不清是半世纪前年轻男女为革命奋斗的理想世界呢？是半世纪后当下的现实？

看来形式复杂，野心很大，其实可能是一种闪躲。闪躲当时我自己在面对这个题目时候，其实身心各方面皆准备不足的困境。如果今天我来拍，我会直接而朴素的拍。

所以，世人将如何记得这些事呢？有人说：「我们从古至今都一个样，没有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好。历史上因我们的罪而牺牲的人，简直是死得轻如鸿毛，我们回报以更多的罪恶。」

那么「历史与现场」这套书系有何作用？蓝博洲数十年来在这个题目上做的追?研究，不是枉然？

当然不是，从来就不是。

历史就是要有像蓝博洲这般一旦咬住就不松口的牛头犬。在追踪，在记录，在钉孤只。凡记下的就存在。

凡记下的，是活口，是证人，不要以为可以篡改或抹杀，这不就是历史之眼吗。我无法想象，没有这双眼睛的世界，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

《幌马车之歌》出版于一九九一年，今天新版再出，我谨以此文与蓝博洲共勉。

二○○四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