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Two二八事件
　　
　　陈仪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率领国军抵台时，好多人都跑到基隆码头等着欢迎，大家都热切的盼望，期待新时代的来临。我也和别人一起挤在港口欢迎国军，当时日本宪兵站成一排等在船头，大家看到一群黑黑脏脏的阿兵哥穿着草鞋、背着纸伞，腰间系着网袋从船上走下来时，全部的人都儍住，那些阿兵哥走起路来还会哐当哐当作响，原来是放在网袋裹的锅子、碗筷互相碰击发出来的声音，看看一旁的日本宪兵，整齐的制服、绑腿和皮靴，那些国军就像乞丐一样！大家的心都冷了半截，派这种兵来「接收」台湾，将来台湾还有前途吗？
　　
　　当时那些「阿山仔」到台湾之后，闹了好多笑话，他们没见过电灯、汽车、脚踏车，有的阿兵哥以为只要到杂货店买个水龙头回家，往墙壁上一插就会有自来水，有的则以为电灯泡里有火，可以点烟，不仅如此，他们还鄙视台湾人，台湾人的心原本充满热切的期待，现在就像被丢在地上践踏一样。
　　
　　日据时代再怎样限制配给也不会没米吃，闹市的米，一斗大约卖一百元，光复后涨成二百元，后来竟然涨到四百元，不但如此，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米吃，社会的治安愈来愈不好，尤其是一天数涨的物价最令人难以忍受。光复后烟酒也是由专卖局(今公卖局)专卖，虽然台湾本地也种烟叶，价钱再低也竞争不过走私进口的洋烟。当时不只走私洋烟，像糖、酒以及其它民生物资都被一些阿山仔官商勾结，事先囤积起来，造成通货膨胀。民国三十六年的二月二十八日，为了专卖局在圆环取缔私烟爆发Two二八事件，这其实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台湾人积压太久的怨气没有获得适当的疏导，事情才会变成一发不可收拾。
　　
　　据我所知当天因为有个妇人在台北圆环卖烟，警察说她妨碍交通，赶她走，她不肯离开，警察把烟摊子弄倒，引起公愤，四周的人开始乱，纷纷动手打警察，附近的警车闻声前来支持，却被群众放火烧车，一场时代的悲剧就这样展开。
　　
　　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台北市才比较平静下来，我又恢复演出，那时我正在永乐座后面的土地公庙演外台戏，有一群常在永乐座口赌场出入的囝仔很爱看我的戏，其中有个叫「臭头仔」当天手气很背，输得快抓狂，旁人建议他先休息一下，等手气顺了再赌，有人告诉臭头仔干脆去看阿禄师演布袋戏！臭头仔想想也有道理，就从街口的赌场跑到土地庙来，半路上被一个警察看到，用哨子吹他，叫臭头仔停步，臭头仔跑的很快，警察以为臭头仔是躲警察，认定他是可疑分子，一直用国语叫他「停步！停步！」臭头仔哪裹知道警察是在叫他，他当时正因输钱轮得快翻脸，而且一般的台湾人当时根本听不懂国语，臭头仔不知要停步，没想到那个警察把枪掏出来「碰」的一声把臭头仔打死在巷口的电线杆下。四周的民众听到枪声又起，围过来一看，又是外省警察打死本省同胞，群情激愤，一下子群众又开始沸腾起来，我赶快把戏结束，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从永乐座回大龙峒一路上我边走边躲，就像现在警匪片的剧情一样，子弹到处飞来飞去，我躲在电线杆后面交叉前进才敢走。彷佛天意一般，Two二八的火焰从圆环开始一路蔓延到高雄，整座台湾岛都被燃烧起来。
　　
　　外台戏不能演，我干脆利用时间在家休息，三月初有一羣来自九份的挖金矿工人跑到大龙峒找我的亲戚，他们在Two二八事件前几天就到台北卖金子，换了一身的银票先在台北吃暍玩乐，没想到刚好碰到Two二八，到处交通管制，回不了九份就跑来大厝内找我的亲戚「狗党」躲在屋里一起喝酒。狗党喝得醉茫茫，突然爬到围墙上往外偷看，刚好被对面的阿兵哥看到，那个阿兵哥马上举枪发射，还好没打中，狗党从围墙上摔下来，酒也醒了大半。枪声过后一下于从外面冲进来十几个阿兵哥，看到跌在地上的狗党竟然还醉醺醺的，马上命令里长把大厝内的人都叫出来盘查，里长大人只好听命行事，跑进屋裹叫人，我的侄儿蒋于建也来叫我出去，他本身是个刑事，身上有支短枪，平日就爱戴钻戒、挂表，十足的阿舍打扮。我当时手上捉个火笼取暖，听到有人叫我，刚要踏入前厅的大埕，一看外面怎么那么多人，不太对劲，我赶紧调头就走，反正大龙峒的大厝有好几落，小路弯来弯去，不是居住在当中的人一时要找人也很难，我赶快躲起来不敢出去。后来听说总共十二个人被抓到大埕前，排成一列让阿兵哥检查一一摸到我侄子身上那支短枪，马上没收，连他的金戒指、钻戒、银票、表链、挂表也通通没收，然后把他们带去驻在现在孔庙附近的军队审问，队伍一走到巷口就叫我侄儿跪下，随后朝他的后脑开了一枪，当场把他击毙，再将其余十个人押走。我那可怜的侄儿就这样冤死。
　　
　　当时还有很多惨剧，有些人被抓到以后，阿山仔用铁链先从犯人的后脚跟穿过，再把铁链绑在轻便车的枕木上，把人拖到台北桥上再将整个人连枕木倒头栽丢人淡水河。有些阿山仔被台湾人打死，也被丢进淡水河，淡水河整条港浮浮沉沉，死尸不计其数。
　　
　　三月白崇禧来台，刚下船，一过隧道(今基隆八堵间)就听到炮声隆隆，他觉得很奇怪，台湾怎么变成这样，再一看，到处都是棉被兵，他到汐止时正好看到军方捉了两百多个百姓，准备用机关枪扫射处决，白崇禧赶忙阻止，将这群人释放。这两百多人中刚好有我一个歌仔戏班的朋友，也被套上造反的罪名，他后来告诉我，当时他头上连黑巾都绑好了，准备要送死，没想到竟然能逃过一劫。Two 二八事件后来也是经过白崇禧的安抚，动乱才停止下来，社会秩序慢慢恢复正常。
　　
　　Two二八是一场恶梦，真可惜这场梦至今仍未清醒。我希望能够早一日看到政府将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事实公开出来，是非曲直自有公论，总是要面对现实才有担当。陈仪已经枪决身亡，政府要对社会有个交代，才能让那些冤死的、受牢狱之灾的人心灵上得到安慰以及补偿，这个仇恨才有消除的一天。毕竟为Two二八冤死的不止是台湾人，也有很多外省入，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因此丧失了最宝贵的生命和青春。
　　

　　2、 《悲情城市》
　　
　　说来也许有人会感到意外，民国七十七年我一共拍了四部电影。
　　
　　先是二月份的《菜刀与六个朋友》，意大利返台后马上接着拍《棋王》，十月由法国回来又拍了一部《童党万岁》，这三部片子我都是客串性质，饰演男主角的阿公，片中几位男主角都是初初崭露头角的新人，经过几年的磨练之后，现在都已成气候。那年真正的重头戏是年底在金瓜石开镜的《悲情城市》，这部戏动用的演员更多，个个表现不俗，拍起戏来很热闹，有些演员是侯导演的老班底，大家就像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欢喜。
　　
　　这是我第三次和侯孝贤导演合作，他在拍摄影片之前收集很多相关的资料。那段期间他常常到我家裹聊天，有时单独一人，有时邀朋友同来，问一些有关Two二八事件、艺旦、老酒家和江湖恩怨，特别是那个时代人所散发出来独特的气魄和气味，他最感兴趣。经过一段很长的筹备工作后才正式开拍，《悲情城市》的时代背景设在台湾光复到Two二八事件前后，我的身分是林家这个大家庭的老祖父，日据时代经营艺旦间，光复后由大儿子接手经营成“小上海酒家”，等于是个退休的老流氓。
　　
　　我在这部片子的表现和《恋恋风尘》完全丕同，也许因为和侯导演比较熟悉的原因，我演的更得心应手，有些幽默的台词常常令观众忍不住大笑，其实有些故事真的曾经发生在当时的台湾人身上，我在演戏时，完全没有剧本，多半是即兴演出，我所凭借的就是我的人生经验，忠实地把它反映出来而已。这部片子后来得到一九八九年威尼斯影展的最佳影片金狮奖，为国人争取到最高的荣誉，当侯导演从意大利捧着奖座回到台湾时，我心中也同样感到无比的骄傲。《悲情城市》不但叫好也叫座，破了千万的票房，吸引全台湾从北到南许多从来不看侯孝贤电影的观众走进戏院，使他摆脱「票房毒药」的阴影。其实他的电影在海外的电影院、电视台、视听图书馆很受欢迎，每年陆陆续续卖出不少版权，根本不是「毒药」。像《恋恋风尘》在日本一播就是半年，日本最具权威的电影刊物《电影旬报》由该刊的影评人票选出的一九八九年最佳外国导演就是侯孝贤，《恋恋风尘》和《童年往事》分列十大外片的第八和第十名。《悲情城市》不但对台湾萎靡的电影界打了一剂强心针，更引起社会大众对二二八以及台湾文化的重视。他现在常常在世界各地为影展奔波，现在为了筹拍下一部《戏梦人生》，还是抽空到我家裹搜集有关回忆录的资料。
　　
　　我非常感谢他这么看重我，最近几年拜电影之赐，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时，连飞机上的外国空服员都认识我，更不用说国内的影迷！我在侯导演的面前丝毫不受约束，可以尽情地打开自己，坦然地面对镜头，让自己的生命提升到更高的艺术境界。这是我的运气，也许是天意，也许是巧合，如果没有侯导演，就没有电影中的那个阿公。
　　
　　这些年来认识我的人愈来愈多，有些人难免对我抱持不同的看法，但是透过侯导演的镜头，却能把我的随性和达观自然地表现出来，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地方。一个好的导演就是演员的知己，他真是我的忘年之交。

　　3、恋恋风尘
　　
　　第一次和侯孝贤导演接触是在民国七十三年的暑假，那时候他正在南部拍《童年往事》，其中有一个男主角小时候在戏院里看布袋戏的镜头，透过文建会的介绍找亦宛然去演，我也陪着去，后来这场戏被拿掉，没派上用场，我没特别放在心上。一直到民国七十五年的四、五月间才和侯导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当时他正为《恋恋风尘》片中那位阿公的角色到处找人，有些老人虽然很适合演那个角色，却得不到家人的支持，不敢演，找来找去一直找不到。陈怀恩突然想到我，因为在拍《童年往事》时，陈怀恩担任剧照，他为我拍过照片，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童年往事的工作人员多半来自剧场团。民国七十五年的时候，杨丽音刚好跟着陈玉慧演舞台剧《谢微笑》，陈玉慧在剧中特别安排一段偶戏，所以她们常到老师府裹向我学布袋戏，有一天她们把陈怀恩带来，说是为了方便演员排戏，请陈怀恩将我们的上课内容拍成录像带。基于这些因缘，陈怀恩把我推荐给侯导，侯导原本认为不太乐观，在他的印象中我是「布袋戏大师」，根本不可能答应在他的电影里轧一角，陈怀恩说不妨试试看，反正目前找下到更合适的人选，就找杨丽音拨电话给我，说明他们的意思。据说当时我在电话裹的回答让他们至今难忘，我听到有人找我拍电影，就很直接的回答说：－－不行！明天我没空，要到南部公演几天，两个星期后就有时间！
　　
　　他们听到我这样的答案松了一口气，觉得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忍下住大笑起来！扫除了原本的疑虑。六月的时候西田社在台大的视听馆举行周年社庆，亦宛然也有演出，侯导知道了当天就到台大视听馆找我，散戏之后他到后台作礼貌性的访谈，问我愿下愿意在他的电影中担任一个角色。那时候我对「侯孝贤」这个名字一点反应也没有，几年前虽然有一面之缘早已印象模糊，反倒是周围的学生一看到侯孝贤都很兴奋，纷纷围过来想和他讲话、请他签名，我才隐隐约约觉得眼前这个貌不惊人的导演，可能有点来头。我当时想，台湾所有的戏剧我大概都参与过，唯独电影这一项是门外汉，拍电影听起来好像很有意思，试试看也好，当作一种经验吧！所以当天我就答应侯导的邀请，一脚跨入电影界。
　　
　　其实《恋恋风尘》并不是我的电影处女作，二十多年前我就拍过李行导演的电影《路》，男主角是柯俊雄，男配角崔福生。崔福生后来在《尼罗河女儿》中演我的女婿，我问他还记得我吗？他想了一下才想起来我们曾经在土地庙旁合演过一场戏，没想到这一眨眼就过了二十多年。
　　
　　在《路》片中我并没有担任什么角色，只是配合剧情需要在戏中演布袋戏，把戏棚搭在土地庙的榕树下，镜头只照到沤仔，另一场在戏台上唱南管的镜头才出现我本人，纯粹是跑龙套的性质。我还记得休息时和李行导演一起泡老人茶，柯俊雄跑过来想和我们分一杯茶喝，嫌老人茶的茶杯太脏不敢喝，李行就说：－－外行人不要来凑热闹，这种茶杯要愈脏愈好!
　　
　　那时候我觉得录像很简单，配音却很麻烦，一点点不合就得重来。整部戏杀青后我和很多人一样领不到钱，当时中影才刚刚成立，一切属中央管，我本身在中央党部第四组有个职位，马上直接到中央党部申请，将二十天的酬劳先领出来，签下收据，其余的善后工作由中央党部自己去内部作业，要不然那笔钱不知道等到何时才能进我的口袋。
　　
　　参加侯导的工作非常的愉快，他对我很尊敬，有通告的时候一定派人用车子接送，到拍片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也和他同样尊称我一声「阿公」，我的戏份通常都会先拍，他顾念我年纪太大，体力可能比较差，凡事都为我设想得很周到，让我深深感受到他的一番诚意。《恋恋风尘》七月三日在台北市的红楼戏院正式开拍，我的戏份大都在九份的石碇山区，当我再度走进石碇山城时，时光又悄悄溜走了四十年，没想到爬山爬到一半，看到那么陡的坡，实在爬不动，后来还是由工作人员轮流把我背上山，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真正老了！眼前的山林曾经是十四岁的我自在徜徉的地方，埋藏了多少童年的梦想与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里变成我逃避战火的天堂，那年我才三十三岁，如日中天，而今，沧海变桑田，人世的变化大概就是这般无情。
　　
　　初初开始我不知道自己能下能演电影，侯导先将剧情大致解说一下就完全让我自由发挥，我在心裹把自己所知道的再加上一些想象，第一个镜头开拍时，我像在讲布袋戏的口白一样，对着用三床棉被包起来的摄影机讲了三、五分钟的台词，瞄了几下镜头，讲完以后还问候导演：－－够了吗？
　　
　　我当时的模样一定很好笑！经过几个镜头之后，明白了电影和布袋戏的不同，面对镜头时才比较自然。我演电影的心情比较轻松，因为不是我的本行，只是当作一种人生经验。没想到电影上映后大家对剧中的「阿公」反应很好，我自己很意外，因为我到新世界戏院地下室看试片时，实在看不懂这部电影的剧情，整支片子剪接的乱七八糟，镜头的次序颠来倒去，后来我才知道是为了配合国内电影院的放映时间，将片子硬剪成两个钟头：这种作法实在不好，连我这个参加演出的人都看不懂剧情，更何况一般的观众！难怪侯导演的电影在国内常常受到批评，到了国外却受到很高的推崇，因为外国人看到的是完整的作品，而我们却被电影院牺牲了欣赏的权利。
　　
　　依我个人的了解，《恋恋风尘》这部片子是劝像「阿远」那种正在当兵的男孩子要能「看破」，因为「埤中无水就无法养鱼」。电影结束前我和阿远的那段对话代表一种对命运的体认：雨水若多，蕃薯藤就会长的又黑又漂亮，但是埋在土裹的蕃薯反而长不大，因为雨水和养分都被藤吸走，不但影响收成，每天还要不断地铲除那些茂盛的藤叶，比照顾昂贵的巴蓼还费神！因此，我才会干个不停，代表一种无奈的抗议，也是对阿远的一种安慰。后来我因这部片子被提名为一九八六年「亚太影展」的最佳男配角，虽然那座奖杯被别人抱走，我还是觉得很光荣。
　　
　　过完忙碌的一年，民国七十六年的三月我突然因膀胱结石住进马偕医院，原本以为一定要开刀，没想到现在的医学已经进步到免开刀也能把结石去除，只要用雷射就可以将结石震碎，随尿液自然排出体外，免去动手术之苦，所以我很快就出院回家休养。
　　
　　病愈后我马上参加侯导演新拍的另一部片子《尼罗河女儿》，这支片子我的戏份比较少，没什么表现，只是感觉上比较轻松幽默。那时候全台湾正在流行大家乐，所以我的角色大概就是勤大家尽量下要玩大家乐。之后我于民国七十七年的三月和十月又演了两部电影，先后为《菜刀与六个朋友》及《童党万岁》，都是扮演阿公的角色：这两个电影公司的导演和工作人员对我也很礼遇，只是《菜刀与六个朋友》中一段出殡的镜头我事先并不知道，他们私自将我的照片剪接放大挂在灵车上，我的学生看完电影和我谈起那场戏，我才知道这件事。其实大家都知道那只是演戏，一定是假的，不必太计较，也许是我事先并不知道，才会觉得很突兀，心里总是有点不太舒服。七月我又拍了一部《棋王》，扮演剧中那位神童的阿公，只可惜这部片子未在台湾上映，台湾的观众一时还看不到。
　　
　　(编注： 《棋王》已于民国八十年上片。)

书中与侯导有关的三篇，已全部录入

怎么说呢? 太喜欢悲情城市这部电影了. 但是还没有机会看到侯导的其他作品,以后一一找来看.

悲情城市中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