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 No.279《电影双周刊》

记侯孝贤及他的《悲情城市》

Tony Ryans


　　当你亲眼看到他们在此拍电影，将会被这群电影工作者的特质深深打动，约翰.宾文曾经形容英国电影技师为『口中咬着三文治的人』。但比较起来，此间的电影工作者则视电影为永没休止的宴会。我曾细心观察侯孝贤进行拍摄，其工作组成员平均年龄约三十岁，职份低至工头或木匠助手，都表现出兴致盎然和热切投入。

　　他们聚首一堂，只因为喜爱导演、尊重他的电影和希望将这部电影做到最好。他们并非工会会员，但从没因职位不同而产生纠纷。只要空闲，每个人都会协助搬运家俬、摆设或摆动铁锅，以制造在镜头外的煮食的音响效果。更甚的，他们在早上七时开始在此间工作，现在已是晚上十一时，只在吃饭盒和喝茶时稍稍休息。每个人部疲态毕露，但却没有投诉，他们都知悉侯孝贤会不断工作直至完成他欲完成的。这鄗电影并非由『工业化』的制作而成，而是由每个工作人员的爱形成的。

　　这种拍摄方法在台湾并不常见，侯的电影是颇特别的例子。过去十年，他走着个人的历程，以电影去采究自己以往的生活，同时形成了个人的电影语言。电影中的演员和工作者，很多是侯的朋友，例如，现在的摄影师，两年前是硬照摄影师。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沉着、热诚，并对电影的细节投以专注。

　　目前为止，侯的电影皆源自个人经验或朋友的『第一手经验』。《冬冬的假期》是编剧重拾对孩提时代欢乐和恐惧的记忆。《童年往事》是侯的自传，如何由顽劣少年而开始变得成熟。然而《悲情城市》却很不同。这是侯首次处理在他出生前发生的事件－－重建一个在他懂事前已消失的社会和生活方式。电影叙述的时间由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至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赢得中国内战，这四年间的台湾，彷佛是几张白纸，一个飞逝了的时刻。

　　像所有侯的电影一样，《悲情城市》以一个家庭为中心，但片中的林家，不再是一个安逸的保有儒者传统古风的家庭。它是个成员四散的家庭，其成员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陆续被害。大哥是一家酒家的老板和黑市贩子，终日携着短刀在身的帮会分子；次子在为日军到菲律宾任军医时失踪；三子曾到上海为日军任翻译，回来时健康和精神都受到损害；幼子则经营一家照相馆，谨慎地支持台湾X立运动和自治政府，他在孩提时因意外而失聪。

　　四十年代末期，台湾局势混乱。当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台湾在过去五十一年是日本的殖民地；一九四五年时，很多人为中国人重擭主权而欢欣，但中国大陆随即因国共内战而引起不安，很多台湾人感到必须独立才有前途。然而，蒋介石考虑可能要退居台湾，于是先派军队登陆。国民党军队的表现，比日本人所作的更差，紧张气氛迅速升级。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廿八日终于爆发军队向支持独立的示威者开火事件，并在台北街道进行剿杀；杀死手无寸铁的示威者，随之而来的是对独立运动作严厉处罚，有数不清的改革分子被逮捕，很多人『失踪』。

　　这是中国历史上秘而不宣的大屠杀之一，直至蒋介石之子去年去世，在台湾仅仅提及此事也可能被捕。《悲情城市》终打破这禁忌，电影将重点放在屠杀和继后的搜捕上，以林家的经历去衡量这骤变对台湾的生活和氛围造成何种影响。

　　侯于去年春天开始拍摄此片，他选择了一个小村落去重建过去的形象，更将一所过去是邮局的建筑物，作为林家的酒家，一羣走私贩聚居之所。当地的孩子对演员穿起的服装感好奇而围观，但摄影队并没有赶走他们，只要他们在拍摄时保持寂静。

　　现在四十出头的侯，仍然有一张孩子脸，同时在电影中已表现出孩子般对工作的热诚。他与每个工作人员的关系都很和睦，就算很微小的事，侯都关注到。

　　侯孝贤说：『传统上，中国人觉得个人之事不应该公开，永不会在人家面前讨论家事，但我觉得这并不妥当，我拍摄《悲情城市》并非要揭旧疮疤，而是我认为如果我们要明白自己从何处来和往何处去，我们须面对自己和自己的历史。电影并非只关注于『二二八』事件。我认为其中有些事我们须面对和解决，而事实上，这事已成为禁忌太久，令我们更加觉得拍摄它更形重要。』

　　由过去或多或少的自传性主题，转为较广阔和具历史性的题材，有否困难？

　　『这需要作大量数据搜集，我花了三个月去阅读所有我能找到关于那段时期的数据，然后才开始构思故事；同时，我们访问了很多人，包括一名聋人，他的回忆给予了梁朝伟饰演的角色(四弟)的性格，但无论角色性格是来自真实生活或故事，我想不会有分别。重要的是他们的可信性，而它则来自我对人性本质的理解。』

　　『我只从他们的复杂性和矛盾去了解他们的性格，我的角色是去发现他们。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何我的摄影机不常移动。这正是我喜爱看事物的方法：投入，但[不太』投入。保持广阔视野对我而言是重要的。我虽然正处理此间台湾的历史，但我经常将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而我认为自己正为所有中国人拍电影，在这种态度下，我视自己为一名中国导演，而不是台湾导演。』

　　支持侯孝贤拍《悲情城市》的，是此片监制邱复生。他自知投资此片与玩火无异，但他相信在舆论上先发制人能避过台湾政府对此片进行删剪。他的策略是先将此片在海外公映，希望在海外取得成功后，能令执政者较难反对在台湾放映此片。

　　当此片于九月在威尼斯夺得金狮奖后，被删剪的压力随即减轻。现在，侯孝贤已证明他凭个人实力使他成为重要导演之一；同时，真相已显露出来，每名台湾人都认识到这部电影，如果进行删剪和禁映，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剩下的问题是，当局会否在台湾本身的电影颁奖礼上，肯定这部电影。台湾的政客会否较他们北京的伙伴开明？

　　(节译自《20/20》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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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长，菩提增

  本贴于 2006-09-07 15:23:12 被【向着光@-LvQf】修改

  本贴于 2006-09-07 15:39:16 被【向着光@-LvQf】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