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时光:候孝贤谈候孝贤 /小飞
中国台湾新电影的两位大家杨德昌和侯孝贤,是很有趣的对比,两人关注的时代题材几乎相同,但态度则几乎相反。杨德昌是哲人,是属于我辈这般的愤世嫉俗者的。而候孝贤则是诗人.是给有心人来感受的。
如杨德昌曾提到影响他最大的事,是国文老师写给他看管子的八个字,“能者作智,愚者守焉”,是个相当理性的思维,而这部纪录片中侯孝贤谈到对他影响最大的件事却小得不得了,是童年时跑到别人的园子里,爬到树上偷芒果。他说,“我不是偷完芒果就跑了,而是把兜里装满果子,再在树上吃饱了再跑。我在上面吃果子的时候,忽然有种很强烈的感觉,感觉到时间和空间(的存在),有种非常寂寞的感受我对这件事印象很深刻,我想后来拍电影,和这件事应该有很大的关联。”
这件事影响到侯孝贤拍电影是有道理的。塔可夫斯基的理论中,电影之所以不同于其它的艺术,就在于它有能力表现时间和空问的存在.也就是“雕刻时光”。侯孝贤的这段话给我震撼很大.因为童年时我也和很多小孩交流过,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这种感受,只不过大部分人后来就忘记了.失去了这种敏感。其实相对于童年,我们并没有真的变的不起了,对世界的了解也并不是更多.只不过是多懂得了好些的人情世故,交际的本领,甚至不过是变得麻木不仁了而已。
这部由阿萨亚斯到台湾地区拍摄的以侯孝贤访谈为主的电影,因其纪录片的真实,也给人种雕刻时光的感受。侯孝贤带阿萨亚斯走了很多地方,讲解他拍摄电影的经历,侯孝贤的个人魅力和情感始终感染着我,使我仿佛在看一部精心铺排的电影。讲述《童年往事》时.侯孝贤在街头看到个老人,是几十年未见的伙伴,两人用闽南话交谈.侯孝贤告诉他“我是阿孝咕”,老^惊喜非常,之后又遇到几个老人.他们起像《童年往事》里一样玩起弹珠(而在朱天文的家门口,摄影机捕捉到几个小孩子玩起了代替弹珠的电动车,时光再一次清晰地凸现了)。他又向阿萨亚斯讲述《童年往事》中讲过的故事:父亲经朋友介绍来台湾地区工作.本以为很快就回去,于是买的都是最便宜的竹子家具。后来给家人写信说,“这里也很好,有自来水”,于是家人也来了.结果没想到住就是一辈子。侯孝贤说,小时候,祖母总说要回老家.回广东,想带阿孝咕回去,因为她年纪大了,想死在故乡,人老了有点糊涂,以为广东很近,走走就到了。说到这里,同样也已经是老人的候孝贤流下了眼泪。这一幕让我想起《我这样过了一生》,《暗恋桃花源》等电影里,多少你我一般的小人物,身若浮萍,飘到哪里去都不知道。就像从前看《阿甘正传》里的羽毛飘.都不觉得有什么,长大之后辗转辛苦,波波折折,即使生活和精神幸福了很多.再看那羽毛,也仍知道那就是我们自己,被风一卷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人活着辛苦是本份也是责任,没什么好抱怨的,但这并不代表人造的苦难也可以被接受,并不代表可以忍受在无数的苦难之后,人们仍然没有学会悲悯。
侯孝贤电影的风格,其实也就是作者本身的态度,侯孝贤自己说是来自于那本《沈丛文自传》,“这本小说的观点是俯视的,好像这个世界上种种悲伤的事情他都很客观地看,有种胸襟,我拍《风柜》的时候,就和摄影师说,远一点远一点。”“像拍《南国,再见南国》,真的是喜欢他们,喜欢他们的Power,他们的热情,所以我的电影永远不会有批判,只能是冷静客观地把他们表现出来。”“很多时候我想表达种悲凉,一种他们的生长背景所营造出来的人格,一种逃脱不了的宿命。”
其实犀利如杨德昌,他最后的作品像《一一》,也是像斗争了一生的贝多芬的晚年一样,承认了人是卑微的.杨德昌的作品直在批判.这和他关注城市有关,城市比乡村复杂,人的选择更多,所以杨德昌认为人和社会是可以变好的。但杨德昌最后还是承认了,人有摆脱不了的宿命。他最后对世界的看法,也正是候孝贤开始对世界的看法,但这并不代表杨德昌浪费了光阴,杨德昌是入世者,是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的脊梁,也正是他们不承认人的卑微,使人变得不那么卑微了。而侯孝贤描绘的则是人性的永恒。
侯孝贤也讲到年轻时的事,说中国台湾新电影受香港新浪潮影响,他说新浪潮时,徐克、许鞍华、方育平等年轻人互相帮助,一起拍电影.对他们影响很大。“就像当年国父(孙中山)在清末号召革命时,他一号召,响应的都是年轻人,那时我们虽然年纪大了,但电影对于我们是新的,所以都有种冲动。”你可以感觉到侯孝贤今天的精神仍然那么年轻,“你常看到些导演到了50岁,会把对人生一些复杂的看法放到里面去,结果电影就变得很难看,而且你常会觉得这些导演,往往是他们最初的电影最好,最有锐气,最直接,而且最有效,有效的意思就是对人的影响最大。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回到拍自己的感受,就像我们刚出学校的时候,充满了锐气。”包括结尾段侯孝贤唱歌的情景,“我唱歌很投人的,唱歌就好好唱嘛。写剧本写到很高兴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唱起歌.唱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曲子。”
侯孝贤谈得最多的,是《童年往事》和《悲情城市》两部电影,前者是最强烈的个人体验,后者则是最强烈的家国体验。侯孝贤说他在拍《悲情城市》之前欠了很多债,房子也卖了.《悲情城市》卖座之后才把债还完。轻描淡写的语言让人想起田壮壮讲过的话:他最佩服的导演都是个比一个穷,像阿巴斯和侯孝贤。而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的社会上.圈子里风口浪尖上的那些人,既得利益者,确实都不怎么让人信任。此外侯孝贤还谈到拍《悲情城市》时所承担的风险的问题。
杨德昌在《一一》里说:“有了电影以后.人的生命比以前长了五倍还多。”侯孝贤则说:“电影是你营造出来的个世界,你可以把自己的感情都放进去.但现实中不可能,你不可能把所有的感情都放到现实里面去,那样有的人会承受不住,会接不住。”两句话放到起,也就是“殊途同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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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长,菩提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