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的内地观众，通过张彻导演的两个版本的《刺马》认识了古代社会的江湖残酷，马新贻和他的兄弟们“背叛与复仇”的故事是当下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记忆之一，即便回追历史，马新贻和慈禧、曾国藩的互动也是一笔糊涂账，作为观众和读者更是难以分辨真实和虚构的限界，就如同《三国志》和《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和诸葛亮，事实上，作为大众的一份子，将自我掩藏在乌合之众的趣味里更加安全。

　　马新贻/庞青云是向观众说明了刘备和宋江更加真实的下场和结局，他们无论在朝在野，都在江湖中浮尘。江湖是一个流动的、流行的文化符号，我们从中寄托了很多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意念，它已经跨越各种领域成为一个自主的符码。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早就不再用单纯的道德来衡量它的存在，因为在虚构作品中往往存在着快意恩仇平步青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等等豪气冲天的男儿本色（《投名状》又戳穿了这些说书先生的套话）。从语义构成上看，一个江湖至少要有大佬、女人和小弟才能自足。缺少了任何一类，江湖便黯然失色，《投名状》中如果没有莲生或许就没有乱伦和杀戮，姜武阳就是这么认为，当他杀死了二嫂/大哥情人莲生之后，还要去大哥那讲问题已经解决。江湖是庙堂的翻版，在庙堂上只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庞青云因为真正原因无法向赵二虎和姜午阳说清他的抱负、野心与难处。在陈可辛的故事里，庙堂之上的“食肉者”更加残酷，更加不讲究规则，暴起暴落，倏忽率意，庞青云只不过是他们的棋子，死便死了。（《投名状》将最后解决交给军机处和太后，可惜其能力、视野和格局都充满矛盾，军机大臣岂能只有1500士兵、封建大吏如此被暗杀，都布满了“小市民”式的想像。）

　　做小弟的，首先要处处顾全大局，否则要么是不称职，要么是反骨仔。电影中无数次证明莫明其妙的残酷，作为一个偶然的个体，黑帮小弟就像是一个游离的电子一样，无法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投名状》中的赵二虎是幸福的，他戴了绿帽子但不知道、他被大哥杀死也不知道，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于投名状的理解，如果说庞青云是巧言，那么他就是拙言，而姜午阳则是直言，他们都为自己的理解而死亡。兄弟情意结没有出路，著名学者钱穆认为“中国主要乃一静态社会，而江湖则为静态下层一动态。”庞青云意欲从下层爬上去兼济天下，可惜死于背叛和阴谋。他以兄弟为牺牲，自我便成更大的牺牲。江湖本来是一个法律缺失的地方，那里只有规矩、恩怨和道义。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江湖。江湖亦源自中国的武侠小说和民间故事，一个虚拟、结合了现实与想象、正邪此起彼落的世界。

　　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说：“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辞。”此处所谓的“江湖”，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是割据地方的大小军阀，是非中央王朝的社会势力，这是政治之江湖。这个江湖，其实就是庞青云在镇压太平军之后的微妙的各方势力争斗的状态，他本来应该寻求军机处某位大佬的庇护，但是匹夫之仁、之勇限制了他的前途。赵二虎可以看京剧，从中悟出了一些道理，也尽力说服了自己杀降的理由，但庞青云却在青云直上之时，无法“好好活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功高震主的道理实在简单，但是忘却兄弟之义的庞青云自然也不能再深知“礼”和“智”。

　　在中国传统文学中，这种江湖血性最为缺乏的就是“礼”与“智”，是英雄观念下残缺的一个变异缩影，论其理，他们往往都会引发出一段传奇，而不是精彩的历史，所以说对人格的完美要求注定了“江湖”概念的残缺特性，而最能直接体现这种残缺特性的现象折射，就是它们往往都是一个被包裹得异常残酷的暴力大悲剧结局，引人遗憾、流连、唏嘘。 庞青云死于江苏巡抚（历史上马新贻是两江总督，接替曾国藩，其死因及案情也为后者公布），恰巧处于中国社会最高层之略下，这就与受招安后的宋江征方腊伐北辽之后被赐毒死、瓦岗寨的英雄们几人为王几人为天下熊兕多有类似，而黄巢、李自成则是始终未能被政府接受招安的条件，最终风卷残云成为瞬间最灿烂的流星。前文说的“礼”与“智”，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等中兴名臣是具有的，他们以非马新贻/庞青云的师生、同年、亲戚关系、家族世交等士绅文人体系，因为家国观念的一统，能够在同一个层面合作，并且在清末政治舞台上持续的发挥作用。马新贻/庞青云的模式，一如项羽之兵败，无法再回到江东。情非得已也罢，义薄云天也罢，总之不过是个江湖传说。

BY YES观影俱乐部